自由意志纯粹是一个幻想，只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感觉。这个观点具有很大的挑衅性，其主要代表之一是大脑学者辛格(Wolf Singer)。辛格可以说是德国最著名的大脑权威，他是法兰克福的马普协会大脑研究所所长。

他介绍说：“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可以独立自主地、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自由地做出决定。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说，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没有核心，没有一个负责全面指挥的中心。大脑所完成的所有精神方面的工作，其实都是大脑神经生物过程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做决定的方式方法及其结果完全取决于我们各自的大脑是怎么构成的，取决于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也就是说，在辛格看来，并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在决定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是我们每个人天生的以及后天形成的大脑结构在左右我们的行为，主宰我们的决定，而且，形成决定的过程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知觉的。辛格继续介绍说：“我们只是在事后才给这个过程加上主观意图的说法，然后就以为，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的，都是大脑生物活动的结果，我们其实别无选择。我们只是事后赋予它主观意愿和自由意志的好名称。”

然而，许多哲学家都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了。哈伯马斯不相信人没有自由意志，不相信人的行为完全是受神经元和神经突触支配的。哈伯马斯表示，如果一个人的见解早就被大脑中远离意识的区域，也就是大脑里的纯生物结构规定好了的话，那就不会再有什么讨论，也不会再有什么有力的论证，因为这些将会是多余的。而且，没有人再用得着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了。原则上来说，就是冷酷无情的杀人凶手也可以借用这个观点为自己解脱，指出不是他有意，而是他的大脑结构迫使他去行凶的。

哲学家哈伯马斯认为这完全是荒诞的，而大脑学者辛格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就是令人发指的罪犯，也必须把他们看作是非正常大脑活动的受害者，就像那些由于得了脑肿瘤，行为有些失控，所以才去犯罪的病人一样。因此，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概念，也就是犯罪者是否有能力对他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概念，应当予以重新考虑，因为刑事责任概念在当今的判刑过程当中，在衡量刑期的长短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如此推论下来，凶杀犯不是就不应该得到惩罚，因为他实际上是“身不由己”，对他的杀人行为负不了责任的吗？辛格认为，不是这样。他表示，即使凶杀犯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但他们对社会还是构成了威胁，因此必须以法律手段阻止他们逍遥在外。

德国莱比锡的马普协会认知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普林茨(Wolfgang Prinz)所代表的观点，介于哈伯马斯和辛格之间。他相信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现实中也存在自由意志，只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的。他介绍说：“自由意志不是先天事实，它不属于我们人类的基本配备，不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自由意志是社会事实，它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事实和天生事实同样都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作用都很大。虽然自由意志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它是一个实际的现象，一个实际的心理现象。”

普林茨认为，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其实存在很多社会事实，他举例说：“人有没有轮子？回答是，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又有。怎么个说法呢？从人体构造来说，人身上当然没有轮子，只有两条腿。但是人类发明了轮子，利用轮子制造了车辆，自行车、汽车、火车。由于人类使用这些车辆替代了自己的两条腿，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最终还是有轮子的。”

类似的，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这样来看。虽然权利和义务不是天生的，但由于社会约定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些权利和义务就是不可推卸的事实，一种社会事实。普林茨接着说：“那么现在再回到这个难题：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回答是，一方面有，一方面没有。就先天来看，他是没有的，但是人类发明了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并把它纳入了自己的世界观。因为人类依靠他们的世界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就其效果来说，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人类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的意义，就和他们拥有轮子、拥有权力和义务的意义是一样的。”

欧洲以外其它地区的许多文化根本就没有自由意志这个概念，这一现象看来就符合普林茨的理论。这也可能意味着：自由意志不光是社会的产物，它也和文化背景息息相关。”